作为她者的江湖︱纪念丁玲逝世四十周年

2026年3月4日是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丁玲逝世四十周年。

这位中国现代文坛的传奇女性，以笔为刃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挣扎，以一生的浮沉映照20世纪中国文人的命运，而当我们将她的创作与人生置于 “江湖” 的视角下审视，又会窥见其文字与精神中另一重动人的风骨。

《江湖与游侠》一书，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解读维度。

这本书重探 “江湖”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样呈现，聚焦向恺然、沈从文、丁玲三位湘籍作家，梳理出武侠、乡土与女性三条江湖叙事的脉络，揭示了传统江湖想象与现代文学理念的双向互动。

在三位作家中，丁玲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她跳出了男性视角的江湖书写，以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特立场，塑造出带着乖张、不羁个体性的现代女性游侠形象，让女性的自我觉醒与挣扎，在话语与江湖意涵的交织中徐徐展开。她的 “反江湖” 立场，最终却反讽地以 “江湖” 的形式呈现，在主流话语中成为特立独行的 “捣蛋者”，也正因如此，才有了那句 “ 丁玲不简单”。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撷取《江湖与游侠》中关于丁玲的片段，一同走进丁玲的文学世界，看看这位游走在与江湖临界处的女性，如何以文字平衡个体与集体、女性与的矛盾，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活成了独属于自己的 “女性游侠”。

（下文节选自《江湖与游侠》第四章第一节 “丁玲不简单”：作为她者的江湖。为保证阅读效果，删去了原书脚注，格式以原文为准。）

我曾不自量力，有时有点像唐·吉诃德，骑着瘦马，举着长，戴着破铜盆，走遍荒山峻岭，自以为是骑士，为卫道而战斗得精疲力竭，反引起有的人笑骂。我有时又以为我的阿Q气太重了。想到这些，我的心真有些凉了。但我能怎么办呢？自然现在远不是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也不是前清末年产生阿Q的时代。

——丁玲：《留下“三八”节的祝贺》(1984)

向恺然的江湖传奇承续侠义小说中的剑侠传统，但作者毅然抹去了清官／侠客的模式，侠客／剑仙以江湖奇人的形象成为小说的绝对主角。《现代奇人传》借人物之口对侠客有如此定义，“专以行侠做义为职务的人物”，他们并且“有组织、有团体、有首领”；至于以何为义，又有自号侠客人士现身说法：“我辈的行动祇能认人不能认事。我辈认定了这人是光明正大的，就处处帮助他成功，防御反对他的侵害。至于这人所做的甚么事，我辈不过问。”可见，这里的侠是以朋友之义为先，为此可不顾目的、原则和手段，而他们也是集体中的成员，其侠义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不过，向恺然其他多部作品如《江湖奇侠传》《江湖大侠传》《江湖怪异传》及短篇小说为侠客立传，却并不着重于这种义，相反，在描述侠客奇行举止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偏向了《现代奇人传》里所区分的另一类人物，也就是剑仙。与侠客一样，剑仙也是有组织的团体，各团体派人在各省会码头坐守，事实上二者处世原则与武功本领也没有太大的分别。侠客的义行了不起就是为乡邻将头上的疥疮移到黄鳝身上，而他们更多地展示奇功异能如食物搬运法术、点石成金、以手抓牛之心脏肺腑等，类似表演性的江湖技艺，侠客／剑仙遂混为一谈。这样一来，向恺然就并没有完全延续唐代以来侠义小说的侠客路向，而是将侠客之为侠的道德概念（“义”）淡化，因此人物的正、邪区分既不明确，也根本不具备主题含义。这与作者的现实侠客及现代武术观分不开：前者有意与上文提到的侠客由史入文而逐渐神秘化的倾向作一对照，故宣称“寻常小说书上所写的剑仙侠客，一般人都视为纸上空谈，向壁虚造的人物”，而向氏所记却全是人物亲眼见识或可信任之友人亲身所历等，因此“祇有各小说上不曾写尽的，没有小说上写了为现在所无的”。侠客的非神话来历与神话式功力也促成了向恺然江湖建构之常与奇的两面性。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现代奇人传》

沈从文通过其想象的乡愁建构了湘西这样一个异域之地，相对向恺然而言，他更注重乡里之间的小人物，向恺然式世俗化的侠客在沈从文这里便进一步俗化。有趣的是，向恺然为现代侠客建立谱系，侠客往往是平常不过的乡下老儿，尽管他们身怀绝技；而沈从文自诩为乡下人并为湘西的士兵、农人塑像，乡下人便也常常透露出地方性游侠气质所浸润的侠义之德。现代学者总结侠之形象，不能不正视侠之定义的不稳定性、变动性，甚至认为“侠此一品流，有日趋‘下流’（下层社会）的特性”，即侠客由上层社会向“士”及“游民”的方向发展；而游侠之行为特征亦有进一步泛化和扩大的趋向，从而构成江湖大千世界或广义的侠性心理。沈从文写士兵、农人甚至土匪、野人，均牢牢系于湘西的地方性人格，即具有浪漫与勇武、信义与任性的游侠精神，他们无论在行为、武功（沈从文或称之为打架、决斗、肉搏，或者以刀来维护身体与名誉）还是个性气质上都残留着江湖之侠的风范。由此看来，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恢复了向恺然所淡化的为侠之义，甚至也更符合古典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形象，这无疑是沈从文立足湘西创作乡土文学的特殊意义。

从向恺然的江湖奇侠到沈从文的湘西游侠，作者分别展示了湖湘的怪异与侠义。由于向氏着迷于侠士／剑仙奇功的表演，人物的个性特征（包括侠客之义）则几乎忽略不计；而另一方面侠客／剑仙的修行与功夫秀虽然是个体性的，但他们一般都需要服从特定首领（或是师傅，或是码头首领）的指派及训诫，并非如唐代特殊的剑侠那样行踪神秘、来去自由，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汉唐以前的侠客团体特征。

沈从文赋予乡下人以游侠气质，似乎更多地关注了个体生命的自足，即使是士兵所在的或土匪集团，行军扎营操练等纪律性的一面均被士兵的游戏心态与散漫作风所瓦解，作者甚至利用一种时空的错位，描述离开军营的退伍兵或到小镇闲逛的士兵的传奇故事（《赌道》《建筑》等），从而将这些游侠人物的集体性模糊化。

这两位作家的侠义之士或独行、或遵集体之训，并没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发生多么突出的矛盾，而这一点却恰恰是丁玲的女性游侠者所面临的最大困扰。丁玲素以描写女性为长，即使是她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倾注笔墨于男性者乃至集体人物身上，男性身边的女性和集体中的女性都仍然是最具特异性的人物。在对丁玲早期作品的阐释中，历来多强调其个人主义的一面，而对于“五四”时期至30年代作家的个性主义、浪漫主义又十分强调西方的影响，例如李欧梵专著《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另一方面，对丁玲后期作品的评价亦多从其集体声音、无主体意识角度出发，俨然是个性主义的对立面。

然而，丁玲的作品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始，到即使是最有集体性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也都可以看出作家对个人强力、乖张的激情的一贯坚持。丁玲以其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表现了与江湖／湖南想象的疏远或暗合的悖论关系，从中亦可见出她与向恺然、沈从文的文学及人生实践在不同的要求中如何再现江湖／侠文化的神髓。因此，丁玲文字的隐晦、暧昧处，不同文本（小说、报告文学与杂文、散文）之间互证或互驳的张力，都构成了阅读丁玲最具挑战性的成分。从江湖／侠文化的角度重读丁玲女性、左翼及文学，便也是重新发现“五四”文学、文学与传统，而尤其是江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

丁玲戏剧性的一生往往被认为“牢牢系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所有兴奋与低落，坦荡天真与波诡云谲”，她既受过的监禁，也坐过党的牢，她“不是可以黑白二分的某派文学代表，她是整个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历史。从她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人命运的历程，特别是一个女人、名女人、知识分子、女作家所处的种种情景”。

丁玲的小说甚少采用婉曲的文学技巧，杂文非但没有雕琢深涩的文辞，甚至有时浅白如水。但她是这样一位作家，你越走进她的文字和政治生命，她的愈加模糊。或许可以说，她的扑朔迷离正在于她的坦白，她常常在一种天真的坦诚中“说东道西”。丁玲一生浮沉于政治风云变幻的尖端，相比向、沈二人，她固然不是一个边缘化的俗文学作家或政治落后的作家，而是紧紧依偎在正统文学的臂膀中，甚至还若干次担任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也就是说她是获得了“官方的权威所支持的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的地位”的。只是，丁玲自己创造的文学作品在不断归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依然未能摆脱来自权威内部的批判声音，这或许不应完全归咎于丁玲的“政敌”鸡蛋里挑骨头，她的确在主流话语所规定的秩序中有一种游移的立场，通过其文字自相矛盾处透露出来。

丁玲作品与江湖的关系正是如此。在向恺然的侠客／剑仙世界和沈从文的湘西异托邦中，江湖明确地对应于故乡湖南，其构形则与理性、科学、庙堂律法或者民族精神、国族想象等“正统话语”不断冲击互辩，对应于庙堂的价值体系或者时代主潮中的正统思想，作者的立场都是江湖的、民间的。向恺然的江湖是地方性的侠客剑仙，是奇门怪术，是野史传说逸闻，沈从文的湘西江湖是地方游侠、士兵土匪，是地方民俗，也是暴力恐怖。前者的江湖为叙事之主体空间，而后者之江湖则是被压抑、欲言又止的想象性建构，但两位作家的关怀大体是由下至上，这从向恺然舍弃清官而专写侠客、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也坚持写乡下人故事的原则可窥一二。丁玲的出身，她的知识分子、新女性身份，以及她之后在党内所处的政治地位都决定了她对人间万象的描绘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观察，而这种观察往往含有一种负面的情绪。无论是其早期固执的知识分子精英之身份，或是其晚期作品中努力向民众靠拢，她总暗示对此不适甚至不满的情绪。

然而，丁玲在自己的固执中却不断受到来自实际生活、文艺等的挑战，要么是她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是女性）为生活所迫而颠沛于都市中的下层社会并感到不适，这大概亦来自丁玲的自我经历；要么是作者必须迎合主流话语的大众化，硬性将自己的笔触转向“先进阶级”的平凡群众。换言之，丁玲由上而下的“反江湖”不适感，反讽地却以一种“江湖”形式出现，成为主流话语里的“捣蛋者”，在我看来，这与她的女性身份以及独特个性脱不了干系。

作为女性作家的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所面临的不仅是众说纷纭中主流话语重建的过程，更是在这过程中女性之自我重构的探索。一方面，如果将男性话语比拟为一种庙堂话语的话，那么女性的自我体认便是这庙堂的一个他者、异己，亦即江湖；而另一方面，丁玲“向左转”之后固然在政治话语上转向了“庙堂”，但当这一政治话语要求丁玲走向大众、民间这一江湖，并泯灭自我的时候，丁玲那种不适感又从字里行间透露了出来。丁玲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无怪乎李陀都要大呼“丁玲不简单”。

这一章我将讨论丁玲的文学作品如何塑造现代女性游侠者形象，以及如何以游侠式的乖张、不羁、仇恨的个体性扰乱作者的话语，进之，丁玲又如何以环境、场景的特异性再现江湖之正、反乌托邦的特质。在此过程中，丁玲或以双重叙述视角之间的张力，或者同一套叙事话语（如暴力、复仇）在不同价值立场的同化，表现了她创作时试图平衡个体与集体、女性与，以及合法与非法之矛盾，然又时时为之所困，其中的自我挣扎不言而喻，这也恰恰反映了作家不断在江湖的临界处，与之远离，又向之趋近的游离立场。不妨将丁玲的创作精神命名为“批判性江湖”，这里所谓的批判性，在于作者与江湖的审视距离。

诚如龚鹏程所说，“侠虽然是国家社会团体秩序的叛逆者，强调个体意志及其行为的自由”，但他们依然需要遵循为侠者的规范准则，故他们的生存模式体现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在这个意义上，侠者将“自我抛掷在时间和空间的漫游中”，他们是“永远的流浪者”，“是‘游’侠、侠‘客’”。对于丁玲的女性游侠而言，她们从离家庭、离社会，到回归社会，回归集体，自然也是一种无法完成的自我追寻。她们愈是表现得个性十足，乖张叛逆，也就是说愈是呈现出游侠之性格特征，她们也就愈发感到束缚，这种束缚不仅来自社会或集体的准则，也得自她们自己作为女性的她者地位。即使是她们收敛了游侠锋芒，勉强用集体的规范来改造一己之身，她们也仍然无法排遣个体的孤独，她们在集体中成为临界的异物。因此，在个人／群体之间徘徊游荡的女性者并不能通过革命的召唤获得生命的安居状态。处在之合法性与非法性边缘的女性游侠，自身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笼罩着她们的江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