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摭言》卷七云：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 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轶事载《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一十六：白居易（字乐天）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

此乃轶事小说，不足为信。据考证，居易十五六岁时在江南，赴长安或在贞元五年（7年）之后，彼时，顾况已贬官饶州司户。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诗快》评白居易《放言五首》：真正千古名言。佛说真经，不过如是。

《放言五首》（并序）：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

【其一】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其五】

泰山不要欺毫末，颜子无心羡老彭。

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

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漫厌生。

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李肇《国史补》卷下云：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苏轼訾议“元轻白俗”，影响后世评价元白。此议见《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意在贬抑元白孟贾，以衬托友人柳瑾（字子玉）。“嘹然一吟，众作卑陋。”虚美之词矣！其实，东坡也曾赞颂乐天，赋诗早习梦得、乐天，晚学渊明。

《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详论《长恨歌》：

《白氏长庆集》贰捌《与元九书》云：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全唐诗第壹陆函白居易壹陆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寅恪案：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语。）也。

虽然，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固不足论，即所谓文人学士之伦，其诠释此诗形诸著述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故姑试为妄说，别进一新解焉。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捌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案：赵氏所述唐代科举士子风习，似与此诗绝无关涉。然一考当日史实，则不能不于此注意。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赵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壹卷第壹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结论者，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其低级骈体之敦煌俗文学及燕山外史式之游仙窟等，皆世所习见，不复具引。

......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后人昧于此义，遂多妄说，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据上所论，则知白陈之长恨歌及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传之影响，而微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进之迹，显然可见。

......此则长恨歌及传之作成在莺鸳歌及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篇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焉超妙之文。若其关于帝王平民（莺莺非出高门，说详拙著读莺莺传。）贵贱高下所写之各殊，要微末而不足论矣。复次，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其详俟于论连昌宫词章述之。)使之自成一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乐天于“每被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语，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学史者可无疑矣。

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俱推崇杜少陵而贬斥白香山。谓乐天《长恨歌》详写燕昵之私，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喜举老杜北征诗“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一节，及哀江头“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一节，以为例证。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诗歌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如魏张之妄语，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也。又汪立名驳隐居诗话之言云：

此论为推崇少陵则可，若以此贬乐天，则不可。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自与《北征》诗不同。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

是以陈鸿作传为补《长恨歌》之所未详，即补充史才议论之部分，则不知此等部分，为诗中所不应及，不必详者。然则汪氏不解当日小说体裁之为何物，忧有强作解事之嫌也。

（二）

或将“元轻白俗”释为微之诗轻佻，乐天诗俚俗，殊不知，“唐代贞元、元和时，元白二公亦致力古文，主张复古之健者，当时一般人认为，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

说者亦不知，“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 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所谓“元轻白俗”，时也，势也，胡俗也。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

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人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鉅制，即是其例。

元稹娶韦丛之前，曾有相恋情人，遂将缠绵之事，写入《莺莺传》：“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

不久，张生游于蒲，在普救寺遇崔氏孀妇，崔家有女名莺莺，“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张惊而销魂，通过红娘通款曲，“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 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 ...... 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 ...... 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

始乱之，终弃之，张生赴京后变心，与友朋宴谈，称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寅恪先生据此认为：“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

《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 ...... 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 ...... 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至目倡伎者。

或言元稹即张生，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郞，娶太子少保韦夏卿小女韦丛。婚后七年，韦丛逝，元稹赋悼亡诗三十三首（《长庆集》第九卷），首首凄婉动人，而悼亡诗中最为世传诵者，莫若《三遣悲怀》之七律三首，孙洙《唐诗三百首》选《三遗悲怀》，评论道：“古今悼亡诗充栋，终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浅近”二字指言浅意深，语近情遥。

对此，寅恪先生评道：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者，俱为社会所不齿。此类例证甚众，且为治史者所习知，故兹不具论。但明乎此，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 （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手批《旧唐书》，中华书局1923年影印出版清光绪十八年竹简斋影殿本

（三）

白居易放浪形骸之外，亦时也。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

......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土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訏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太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 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太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痹之疾，体郤首胘，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一六《卫中立字退之》条云：白乐天诗，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后人因以为昌黎晚年惑于金石药之证。顷阅洪庆善韩子年谱有方菘卿辩证一条云，卫府君墓志，今本作卫之元，其实中立也。卫晏三子，长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志首云兄弟三人，后只云与弟中行别，则其为中立志无疑。中立饵奇药求不死，而卒死，乐天诗谓退之服硫磺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谓公长庆三年作李干墓志，力诋六七公皆以药败。明年则公卒，岂咫尺之间身试其祸哉？

寅恪案：乐天之旧友至交，而见于此诗之诸人，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若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复非当日文坛之健者，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然则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方崧卿李季可钱大昕诸人虽意在为贤者辩护，然其说实不能成立也。考陶榖《清异录》二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全唐诗》第一四函张籍二《祭退之》五古述韩公病中文昌往视一节云：

中秋十六夜，魄圆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语于阶楹。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临风听繁丝，忽遽闻再更。顾我数来过，是夜凉难忘。

夫韩公病甚将死之时，尚不能全去声伎之乐，则平日于“园花巷柳”（见《昌黎集》十《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七绝》）及“小园桃李”（见《昌黎集》十《镇州初归》七绝，及《唐诗林》六《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条。）之流，自未能忘情。明乎此，则不独昌黎之言行不符得以解释，而乐天之诗，数卷之中，互相矛盾，其故亦可瞭然矣。

叶梦得《避景录话》一论白乐天云：

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太深，犹有待而后遗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

寅恪案：乐天于开成四年十月年六十八，得风痺之疾，始放遣诸妓。前此既未全遣除声色之累，其炼丹烧药，岂有似于昌黎“火灵库”者耶？读者若取前引《戒药》五古一诗中“以之资嗜欲”之语观之，即可明其梗概矣。或疑陶榖所记，实不可信，如僧徒所造昌黎晚岁皈依佛教及与大颠之关系之类。但鄙意昌黎之思想信仰，足称终始一贯，独于服硫磺事，则宁信其有，以与唐代士大夫阶级风习至相符合故也。乐天于炼丹烧药问题，行为言语之相矛盾，亦可依此解释。但白韩二公，尚有可注意之点，即韩公排斥佛道，而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是。韩于排佛老之思想始终一致，白于信奉老学，在其炼丹药最后绝望以前，亦始终一致。明乎此，然后可以言乐天之思想矣。（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

寅恪先生认为：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经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系。......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 《元白诗笺证稿》）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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