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阳光 家国民心

——王家民“商山”系列长篇小说的艺术谱系与精神内核

肖云儒

在陕西文艺版图中，王家民先生以画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构筑了跨界共生的独树一帜的创作景观。作为长安画派的艺术实践者与文学陕军的跨界书写者，其于丹青创作之余，相继完成《商山四皓》《商山星火》两篇小说，以画家的视觉思维与文人的精神视野，打通了绘画与文学的艺术壁垒，既承续了三秦文艺现实主义的精神根脉，又以乡土叙事与历史书写，彰显出陕西文艺跨界创新的内在风骨。

家民的文学创作，根植于陕西文艺的精神谱系之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石鲁先生就以饱满的热情创作电影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并成功拍摄上映，90年代后，文学陕军主将贾平凹文学创作之余，把手中那一支毛笔舞动得胜过赵子龙的闪亮长矛，于书于画都舞出了一片新天地。巧的是家民和平凹，既是同乡又是中学同学，商山同一脉，文学、美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家民的文学创作则更加难能可贵，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延续。其文学实践并非简单的身份跨界，而是艺术思维的互通与精神内核的传承：文学陕军的现实主义品格、长安画派的乡土情怀与理想精神，共同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精神底色。作为画家，他深谙视觉形象的塑造逻辑，将绘画中对色彩、细节、空间的把控，转化为文学叙事里对场景、人物、民俗的细腻描摹，实现了形象思维在不同艺术形态间的自由流动。这种跨界创作的能力，并非偶然的才情迸发，而是商山丹水地域文化滋养的结果，是商洛土地赋予创作者的多元艺术禀赋。

《商山四皓》与《商山星火》两部作品，构成了家民对商山地域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书写，形成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商山四皓》跳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庙堂视角，以秦岭商山为精神载体，挖掘隐逸文化与政治秩序的精神对冲，在山川无言与庙堂有声的对比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哲学意蕴。作品以秦岭的沉静与厚重，解构了权力场的喧嚣，赋予历史叙事以沉静的思辨力量，彰显出画家独有的空间审美与历史观照。而《商山星火》则聚焦近现代商洛历史，以乡土为底色，书写先行者的成长历程，将个人生命叙事与社会变革洪流相融，让乡土风情与精神达成内在的融通。两部作品一写千年历史的精神沉淀，一写近代的生命觉醒，共同构筑起商山地域的精神史，实现了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的有机统一。

在人物塑造层面，《商山星火》突破了题材的程式化表达，以母亲张娥与先行者王柏栋的形象，构建起“大地与阳光”的共生结构，成为作品最具艺术价值的核心。张娥的形象超越了传统母亲的血缘意义，被赋予土地般的文化隐喻与精神内涵：她既是生命的哺育者，也是人格与精神的培育者，以乡土大地的质朴、宽厚与坚韧，为者注入精神底色。王柏栋的成长，并非单纯的政治觉醒，而是母亲所赋予的生命品格与理想的高度融合，乡土的善与韧，在信仰的指引下升华为为民奉献的精神追求。母子形象的二重奏，让个人成长、生命伦理与叙事深度交织，既赋予题材以温情的人性温度，又让乡土母亲的形象成为民族真善美的精神象征，拓展了陕西文学中母亲形象的精神维度。

家民的文学创作，最鲜明的特质在于画家思维与文学叙事的深度融合。其小说语言兼具方言俗语的乡土质感与书面语言的文学性，在民间话语与话语的自然转换中，贴合人物身份与叙事场景；对丹江渡口、山乡民俗、农家生活的原生态描摹，得益于画家对视觉形象的超强观察力与记忆力，将童年记忆与地域风物转化为鲜活的文学细节，让叙事充满烟火气与生命感。绘画所强调的细节真实、空间层次与色彩质感，转化为文学叙事中细腻的场景铺陈、立体的人物塑造与厚重的叙事氛围，使得其小说兼具文学的叙事张力与绘画的视觉美感。这种艺术互通，让其文学创作跳出了专业作家的叙事范式，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从艺术谱系到精神内核，从人物塑造到叙事艺术，家民以跨界之笔，在文学与绘画的交融中，完成了对三秦精神与商山文化的深度书写。其创作不仅丰富了文学陕军的创作生态，更印证了艺术创作跨界共生的可能性：无论是丹青笔墨还是文字叙事，最终都指向对土地、人性与精神的探寻。古稀之年执笔文学的家民，以丰盈的生命库存与执着的艺术追求，证明了真正的艺术创作，从来不受形式的桎梏，而精神的根脉，终会让不同的艺术形态殊途同归。

（编辑 吕丽霞 薛海霞）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