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文：舒生

2023 年，某二线城市老旧小区遭遇物业违规收费，业主们多次协商无果。有人提议成立业委会维权，却被多数人否决：“等新来的区长出面解决吧，听说他是为民做主的好官。” 三个月过去，区长换了两任，违规收费依旧，业主们的生活陷入恶性循环。

类似的场景，在当代社会并不鲜见。职场中，员工遭遇不公待遇，首先想到的是 “遇到好老板就好了”；网络上，有人深陷生活困境，留言盼着 “出现一位伟人改变这一切”；甚至在学术圈，也有人放弃思考，一味追捧 “权威领袖” 的观点。

这种把人生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心态，像一场流毒千年的传染病。从古代百姓盼 “好皇帝”，到近代民众盼 “清官”，再到如今有些人盼 “父母官”“伟大领袖”，本质上都是同一种精神软骨病：放弃自我救赎，把命运的缰绳交到别人手中。这是一种深植于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一种将个人命运全然托付于特定权威人物的期待模式。

土壤里的 “救世主情结”

秦统一六国后，确立君主制度，“朕即天下” 的理念被历代王朝奉为圭臬。在这种制度下，百姓没有的政治权利，生存权与发展权完全依附于君主的 “仁政”。于是，“盼好皇帝” 成为民众所知的唯一的精神寄托。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一针见血地批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指出，秦汉以来的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又 “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即便如此，百姓仍对 “好皇帝” 抱有幻想。

贞观之治时，唐太宗轻徭薄赋、虚心纳谏，被后世奉为 “明君典范”。但鲜有人追问：这种 “仁政” 为何如此脆弱？唐太宗晚年好大喜功，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耗费大量民力物力，与早年的 “明君” 形象判若两人。可见，“好皇帝” 的出现，更多是个人品德的偶然，而非制度的必然。

清官文化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附心态。从包拯的 “包青天”，到海瑞的 “海青天”，这些清官被塑造成 “为民请命、除暴安良” 的救世主。但历史是，清官的作用极其有限。

海瑞一生清廉，敢于顶撞权贵，甚至抬着棺材上书嘉靖皇帝。但他在任期间，只能解决个别案件的不公，却无法改变明朝官场的制度。他曾试图推行土地改革，抑制豪强兼并，最终因触动太多人利益而被迫离职。正如吴思在《潜规则》中所言：“清官海瑞的遭遇，说明个人的道德力量，在强大的制度性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

更讽刺的是，有些 “清官” 的形象，是被后世刻意塑造的。云南昆明石林县的 “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与旁边的 “去思碑” 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记录了贪官的劣迹，后者颂扬了清官陈先溶的功德。这种 “香碑” 与 “臭碑” 的对立，恰恰强化了 “盼清官” 的逻辑：只要遇到好官，就能过上好日子。却没人思考：为何的好坏，能直接决定百姓的命运？

封建制度下的科举制，则从思想上扼杀了个体的意识。读书人十年寒窗，只为金榜题名，“货与帝王家”。他们所学的四书五经，核心是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等级观念，而非人格的培育。钱理群先生批判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要么是驯服的顺民，要么是想成为‘救世主’的野心家，唯独没有的个体。”

阴魂不散的“救世主情结”

进入现代社会，封建帝制早已消亡，但 “救世主情结” 却阴魂不散，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

职场中，“盼好老板” 成为许多员工的心态。某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长期遭受 996 压榨，却从不主动争取权益。他们私下抱怨老板 “不近人情”，却盼着老板能 “良心发现”，主动改善待遇。有人甚至说：“只要遇到一个好老板，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他干。” 这种心态，与古代百姓盼 “好皇帝” 如出一辙：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掌握权力的人。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依附心态正在向年轻一代蔓延。某高校的学生，面对不合理的校规，不是联合同学维权，而是写信给校长 “哭诉”，盼着校长能 “体恤学生”。他们把校长当成 “父母官”，却忘了自己拥有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权利。

社会事件中，“盼青天大老爷” 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2022 年，某小区业主遭遇开发商烂尾，业主们没有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是集体跪在市门口，盼着 “领导出面解决”。他们举着 “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 的牌子，把希望寄托在 “大人物” 的怜悯上。结果，问题拖延了两年多，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网络空间里，这种心态表现为对 “伟大领袖” 式人物的盲目崇拜。一些人遇到社会问题，不是理性分析，而是呼吁 “某某来管管”。他们轻信某些人的 “豪言壮语”，把对方当成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比如，某网红博主声称 “要为底层百姓发声”，吸引了数百万粉丝。粉丝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甚至为他攻击异见者。直到该博主因诈骗被抓，粉丝们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这种依附心态，本质上是一种巨婴心理。巨婴的核心特征，是放弃自我责任，把自己的需求全部寄托在他人身上。就像鲁迅在《热风》中批判的：“中国的百姓，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为何这种心态能在现代社会延续？

一方面，是历史惯性的影响。数千年的制度，把 “依附” 刻进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就像钱理群先生所说：“精神奴性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破除它，也需要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个体意识的缺失。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我们习惯了被动接受知识，却很少学习如何思考、如何争取权益。很多人长大后，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也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遇到问题时，自然会想到 “找靠山”“盼救世主”。

戳穿救世主神话的谎言

把希望寄托在 “好皇帝”“父母官” 身上，本质上是相信了三个谎言。

第一个谎言：权力者是 “圣人”，会无私地为民众谋福利。

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权力者首先是凡人，有着凡人的欲望和弱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即便是被奉为 “圣人” 的，也很难摆脱权力的腐蚀。

明朝的海瑞，算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官。但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他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反对寡妇再嫁，认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价值观，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落后的。可见，即便是清官，其认知也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现代社会的，同样是凡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指望他们 “无私奉献”，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某贫困县的县委，上任时承诺 “三年脱贫”，吸引了大量关注。但实际上，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政绩，搞了很多 “形象工程”。三年后，他升迁离去，该县的贫困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第二个谎言：权力者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

即便是最有能力的 “救世主”，其能力也是有限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不可能靠一个人的力量解决。

包拯被视为 “断案如神” 的清官，但即便是他，也解决不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 的难题。家庭纠纷涉及情感、伦理等多种因素，很难用简单的 “是非对错” 来判断。同样，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房价过高、就业困难、医疗资源紧张，都不是靠一个 “好官” 就能解决的，需要制度的完善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更何况，权力者的决策，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他们要考虑上级的指示、同级的关系、自身的利益，很难真正做到 “为民做主”。某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市民盼着能 “为民办实事”。但为了追求 GDP，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中，而不是交通建设。结果，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

第三个谎言：依附权力者，能获得长久的幸福。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把命运交给他人，最终只会失望。

清朝的康乾盛世，被视为 “好皇帝” 统治的典范。但盛世之下，百姓的生活依旧困苦。乾隆年间，严重，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到了晚清，鸦片战争爆发，百姓更是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那些盼着 “好皇帝” 的百姓，最终等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现代社会中，那些盼着 “好老板”“好官” 的人，同样很难获得长久的幸福。某公司的员工，遇到一个 “好老板”，待遇不错，工作轻松。但几年后，老板退休，新老板上任，推行严苛的管理制度，员工们的生活瞬间陷入困境。他们习惯了依附老板，没有生存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这种依附，最终会导致个体人格的丧失。当一个人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时，就会放弃自己的思考和行动。他们不再关注自己的权利，不再争取自己的利益，最终变成鲁迅所说的 “麻木的看客”“卑怯的国民”。

觉醒之路：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有这样一幕：两个流浪汉日复一日地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尽管他们既不认识戈多，也不知他何时会来。

我们的社会不也存在类似的“等待文化”吗？等待一个清官来整顿吏治，等待一个明君来推行仁政，等待一个救世主来指明方向。而在等待中，我们放弃了作为公民的行动能力，放弃了作为个体的责任担当。

破除 “救世主情结”，关键在于实现精神的。就像《国际歌》中唱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精神的第一步，是认清权力的本质。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为民众谋福利，也能用来谋取私利。我们不能指望权力者的 “仁慈”，而要依靠制度的约束。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学者刘瑜也写道：“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有能力在没有英雄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完善的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对于个体而言，要学会自己争取权益。遇到不公时，不要等着别人来拯救，而要主动站出来发声。某小区的业主，遭遇物业违规收费后，没有盼着 “好官” 出面，而是成立了业委会，收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他们成功维权，物业退还了违规收费。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自己的权益，要靠自己来争取。

精神的第二步，是培育思考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很多人容易被带节奏，轻信他人的承诺。要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学会思考。

遇到问题时，多问几个 “为什么”。某网红博主声称 “要为底层百姓发声”，我们要思考：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言论是否有依据？他的方案是否可行？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为了 “站队” 而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迅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思考，就是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质疑权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不被 “救世主情结” 所裹挟。

精神的第三步，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有责任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渺小，就放弃行动。

就像浙江杭州的公交车司机，在遇到歹徒持刀伤人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果断停车，与乘客一起制服歹徒。他的行为，不仅保护了自己和乘客的安全，也传递了正义的力量。一个人的行动，或许不能改变整个社会，但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学会、敢于行动时，社会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从 “好皇帝” 到 “父母官”，从 “清官” 到 “伟大领袖”，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能拯救自己的人。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救世主，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黄宗羲在三百年前就呼吁 “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觉醒：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自己的权益，自己争取；自己的幸福，自己创造。